起点：风险导向与证据权重

免疫毒性评估没有固定套餐，遵循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核心策略是证据权重分析（Weight of Evidence，WoE），分阶段、分层级地推进风险评估。判断之前，先收集五类信息。

这些信息汇总后形成初步判断，再决定后续研究的深度与广度。支持注册申报的关键安全性研究应在具备 GLP 资质的机构完成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、完整性与可溯源性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WoE 不是打分表。它的作用是让「做与不做」有依据：同一个靶点，适应症不同、给药周期不同，结论可以完全相反。

关注点一：免疫抑制

免疫抑制指药物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调或免疫监视能力减弱。机制上可能有三条路径：直接杀伤或抑制免疫细胞（淋巴细胞、巨噬细胞），阻断关键免疫信号通路（TCR/BCR 信号、细胞因子信号），或间接影响免疫调节因子。

从常规终点读信号

一般毒理学试验先给出提示。需要关注的终点包括免疫器官（胸腺、脾脏、淋巴结、骨髓）的重量与组织病理学变化、血液学参数（淋巴细胞计数、白细胞分类）、血清球蛋白水平。这些指标不专门指向免疫功能，但异常往往是较早出现的线索。

初步数据显示风险，或需要明确受影响的具体免疫组分与功能时，应加做附加免疫毒性研究。常用的几项各有分工：T 细胞依赖性抗体反应（TDAR）试验评估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的协作功能，NK 细胞活性测定反映天然免疫的杀伤能力，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测定看清除功能，淋巴细胞亚群分析（流式细胞术）给出细胞组成的比例变化。

四项指标放在一起，才能判断抑制发生在哪一环。TDAR 下降而亚群比例正常，与亚群比例改变但 TDAR 保留，指向的机制并不相同。

剂量与恢复期数据同样要读。免疫抑制常表现为剂量依赖，低剂量组无变化、高剂量组出现器官重量下降，说明机体仍保有代偿空间；停药后恢复期能否回到基线，则决定这种抑制是可逆的药理作用，还是不可逆的损伤。这两项信息对临床起始剂量与监测方案的影响，往往大于单个阳性指标的幅度。

致癌性风险是免疫抑制评估的延伸。广泛或严重的免疫抑制会削弱机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，增加特定类型肿瘤的发生风险。对于靶向免疫系统的小分子药物，即使未引起广泛免疫抑制，也需仔细评估其对肿瘤免疫监视关键细胞（如 T 细胞、NK 细胞）的影响，再结合 WoE 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啮齿类动物致癌性试验。

关注点二：免疫增强与免疫激活

另一端是免疫应答异常上调。机制可能包括直接刺激免疫信号通路、模拟内源性免疫刺激分子、抑制免疫负向调节通路，或间接影响免疫调节因子。

具体风险有三类。自身免疫：过度激活可能破坏免疫耐受，诱发或加剧自身免疫性疾病，需关注一般毒理学研究中与自身免疫相关的病理变化或生物标志物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（CRS）：预期会激活免疫应答的药物，尤其是生物制品如单克隆抗体、细胞治疗产品，需要重点关注。超敏反应：非靶向的免疫刺激可能引发 I 至 IV 型超敏反应，药物也可能通过非 IgE 依赖途径（如直接激活肥大细胞）引起类过敏反应，评估需结合药物结构、作用机制及动物模型中的观察。

体外释放试验与起始剂量

CRS 的评估通常在 GLP 条件下进行，采用人源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（PBMC）或全血做体外细胞因子释放试验，观察药物在不同浓度下诱导多种细胞因子（如 IL-6、TNF-α、IFN-γ）释放的潜力。结果直接影响后续临床起始剂量的选择。

试验设计上有两处常被忽略。一是浓度跨度，只测一个临床相关浓度无法画出释放曲线，需覆盖从低到高的多个浓度点；二是供体来源，PBMC 来自不同个体，应答强度差异明显，单供体数据不足以支撑剂量决策，通常需要多供体平行比较。

对高风险药物，基于最小预期生物学效应剂量（MABEL）或药理学活性剂量（PAD）估算首次人体试验（FIH）的起始剂量，通常比按毒性终点外推更稳妥。这需要充分的体外药理学数据，如效应浓度（EC50/ECmax）、受体占位等信息。细胞治疗产品的这类评价，可参考CAR-T 与 NHP中的做法。

关注点三：免疫系统发育毒性

发育免疫毒性的评估时机由三个条件决定：药物具有潜在免疫毒性，可能用于孕期、哺乳期妇女或儿童，或药物能够在子代中产生足够暴露。

评估通常放在增强的产前产后发育毒性研究（ePPND）或专门设计的发育免疫毒性研究（DIT）中进行。内容包括子代动物免疫器官发育、免疫细胞组成、对标准抗原的免疫应答能力。这几项与成年动物的评价指标并不通用，方案需要在设计阶段就单独设置。

时间窗是需要提前确认的参数。免疫系统在出生后仍在发育，给药覆盖的时段不同，观察到的效应可能完全不同；子代暴露能否达到母体暴露的量级，也要靠毒代数据核实。缺少这两项前提，阴性结果不足以说明药物对发育中的免疫系统没有影响。

模型选择：相关性先于习惯

方法选择取决于 WoE 分析结果、药物特性以及待解决的具体问题。标准毒理学研究提供基础信息，附加免疫毒性研究（TDAR、NK 细胞活性测定、流式细胞术分析淋巴细胞亚群、体外细胞因子释放试验）用于深入特定功能或风险。

相关种属的判断

模型选择首先要看相关性：所选动物种属的靶点表达、药理反应、代谢途径应与人具有相似性。啮齿类模型常用于初步筛选和标准研究，如 TDAR，成本与周期都更可控。

问题出在生物制品上。抗体药物、融合蛋白、基因与细胞治疗产品的靶点种属特异性强、作用机制复杂，啮齿类动物可能并非相关种属，也无法充分模拟人类免疫应答。这类项目中，非人灵长类（NHP）通常更具预测价值：免疫系统组成、生理反应与人类接近，可评估复杂的免疫调节作用、细胞因子释放风险以及潜在的免疫原性。

选择 NHP 也意味着对执行能力的要求提高。动物来源、给药与采样、流式 panel 的配置、免疫病理的判读，任何一环不稳定都会削弱数据的说服力。具体的方案设计与终点设置，见NHP 免疫毒性研究，相关的功能学与安全药理学配套评价可参考安全药理评估。早期探索性研究若尚未进入 GLP 体系，非GLP毒理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推进节奏。

还有一项常被并入免疫毒性讨论的内容：免疫原性。生物制品在动物体内诱导的抗药抗体，会改变药物的暴露与清除，进而影响毒性结果的解读。抗药抗体的发生率与滴度，需要与毒代数据一起看，否则暴露不足导致的「无毒性」容易被误读为安全。

时间安排：分阶段推进

免疫毒性评估按风险管理原则分阶段进行，每一阶段要回答的问题不同。

阶段划分的意义在于让数据在需要它的时候到位。常规毒理学研究先行，是因为它产出的器官重量、血液学与病理数据本身就是 WoE 的输入；附加研究后置，是因为它回答的是常规终点提出的问题。顺序颠倒，研究容易做成清单而非判断。

时间上的错位往往比研究数量更影响结论。IND 前缺少 TDAR，首次人体试验的剂量依据就少一块；NDA 前补做发育免疫毒性或致癌性试验，往往意味着时间表被动调整。反过来，对低风险药物堆砌全套附加研究，也只是增加成本，并不提升结论的确定性。

药物免疫毒性的非临床评价是一个动态过程，靠的是把药物特性、暴露信息与临床开发计划放在一起判断。免疫抑制、免疫增强与发育免疫毒性三条线索各自对应不同的方法组合，模型的相关性则决定了这些数据能外推多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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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Immunology & Inflammation — 英文站：免疫与炎症疾病研究平台概览，含模型与评价能力。
• Advancing Immunology And Inflammation Research With Cynomolgus Macaques Models - Prisys Biotechnologies — 英文站：从食蟹猴模型角度说明免疫学研究的种属相关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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