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众多镇痛新药,还没走到临床就失败了?
在镇痛药物的研发赛道上,一个严峻的现实正变得愈发无法回避:那些在动物实验阶段“看似前途无量”的候选药物,一进入人体临床试验,便频繁遭遇失败。
问题并非仅仅出在分子设计、靶点选择,甚至不完全是临床方案的瑕疵。越来越多失败案例的复盘,都指向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环节——在临床前阶段,我们究竟是如何“定义”和“测量”疼痛的。
在许多传统的临床前模型中,“疼痛”常被简化为几个孤立的数字:
热板测试中的反应潜伏期
甩尾测试的延迟时间
机械刺激的反应阈值
行为学评分表上的几个勾选项
这些指标在啮齿类动物模型中被广泛应用,也确实为上一代镇痛药的研发提供了理论基础。但症结在于: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测量的仅仅是“伤害性刺激下的反射弧”,而非“疼痛的综合体验”。
然而,在真实的临床环境中,疼痛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现象。它至少同时包含了:
感觉维度 (如刺激强度、痛阈)
运动维度 (如活动受限、承重改变)
情绪维度 (如焦虑、恐惧、厌恶性回避)
认知与记忆维度 (如条件性位置回避、长期行为影响)
当我们试图用一小部分“反射”数据,去预测并替代完整的“人类疼痛体验”时,失败的种子早已埋下。

回顾大量失败的研发项目,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反复出现:
临床前阶段验证的是“刺激-反射”通路,而临床阶段需要解决的却是“感知-情绪-决策”的复杂综合体。
在动物实验中,一款候选镇痛药或许能成功地:
延长动物对热刺激的反应时间
改善某个特定的行为学评分
在短暂、急性的刺激下表现优异
但当它进入临床,面对真实的患者时,却往往无法改善:
日常活动能力与生活范围
睡眠质量
由疼痛引发的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
长期的整体生活质量
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药物“完全无效”,而更可能说明:我们在临床前阶段,根本没有测试它在临床上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那些方面。
过去数年,疼痛研究领域一个清晰的趋势已然形成:疼痛评估正在从孤立的、单一的终点,转向多维、系统化的终点组合。
这一转变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晰:
疼痛不是一个瞬时事件,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。
疼痛会重塑行为模式,而不仅仅是触发一个简单的反射。
疼痛相关的情绪与记忆成分,直接决定了其慢性化的风险与患者的生活质量。
因此,越来越多的前沿研发团队开始聚焦于:
自发性行为的改变 (而非被动刺激下的反应)
运动与负重模式分析 (评估功能层面的真实影响)
趋避行为与条件性学习 (评估情绪与记忆维度的变化)
神经生理学信号 (如脑电图EEG、功能性磁共振fMRI等可与临床直接对标的生物标志物)
这并非为了“增加实验的复杂度”,而是为了从根本上“降低临床转化的失败率”。
在这一转型浪潮中,非人灵长类(NHP)模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
原因显而易见:
其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更接近人类。
其行为与情绪反应更为复杂、稳定且可解释。
支持开展更贴近临床场景的长期、连续性评估。
支持面部表情(如疼痛表情量表)、条件性学习等高级评估终点的应用。
最关键的是,NHP模型将“疼痛”从一个被动的反应,转变为一个可以被系统性观察和描绘的“状态”。
这使得研究者们不再仅仅追问:
“在刺激下,它有反应吗?”
而是开始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:
“疼痛是否改变了它的行为模式、决策偏好和昼夜节律?”
这代表了临床前疼痛评估的一次本质性升级。
驱动镇痛药研发的核心问题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
过去,我们更关心:
药物是否提高了痛阈?
是否缩短了反应时间?
而现在,领先的研发项目更关注:
它能否改善患者的活动能力?
能否减少与疼痛相关的回避行为?
能否缓解疼痛带来的负面情绪负担?
它对复杂、多维度的慢性疼痛是否有效?
这些问题,任何单一的终点都无法回答。 它们需要一个更接近临床现实的、系统化的疼痛评估体系。
当一个镇痛药项目进入关键的决策节点时,最需要评估的,往往不是“再多拿一个阳性结果”,而是反思:
我们是否测量了对患者真正重要的终点?
这些终点是否具备临床转化的可解释性?
如果药物失败,这次失败能否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?
从这个角度看,升级您的临床前疼痛模型,不是增加了研发成本,而是一次关键的风险前置与风险管理。
开发下一代镇痛新药的挑战,不仅源于靶点的复杂性,更源于我们如何理解和测量“疼痛”本身。
当我们开始将疼痛重新视为一种与行为、情绪深度耦合的多维、持续性状态时,临床前研究的设计逻辑也必须随之进化。
这,或许正是下一代镇痛药研发,必须迈出的、最关键的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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